员额制司法改革施行几年，留下了什么？
员额制司法改革施行几年，留下了什么？
#秋日生活打卡季#
细数起来，以员额制改革为起点的司法责任制改革，从2014年开始试点到如今，已经过去八个年头了。八年过后，这场司法改革带给我们什么司法影响呢？
关于这个话题，肯定是站在不同的立场，就会有不同的看法，注定是一个充满争议而达不成一致的看法。很多人会用简单的成功和失败来定性，可问题是，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有统一标准吗？所以，本文的探讨，也只是个人之见。
不争的事实是，这场司法改革主要内容的员额制，却是保留至今。员额制，顾名思义，法官不再是过了司法任职资格经过人大任命就可以成为法官，而是在原来法院编制的基础上只有30%到40%的人员经过遴选才可以成为法官，其他人员则是司法辅助人员或行政人员。
于是乎，刚开始施行员额制的最初几年，跟今后晋升和待遇紧密相关的，谁能入额，确切的说是原来的法官谁能继续保留法官身份，谁会被淘汰，成了法院检察院人员最关心的问题。
毕竟名额有限，需要四五十岁的、从事了二三十年司法工作的老法官检察官，变成了法官检察官助理。司法文件规定的五年身份保留期，让“员外”一词，具有了汉语解释之外的特定司法含义，背后包含着每个司法人员不同的心路历程，也有不少人因此走上了离职之路。
与之伴随的是，大批的院领导进入了员额队伍。改革要求的必须具有员额法官资格才能办案的硬性要求，院领导要办理疑难复杂案件的文件要求，奈何院领导办案不是实力不济，就是趋利避害，根本撑不起跟员额数量主力相匹配的办案主力作用。
于是乎，让员额制压缩了大批普通法官检察官数量后，办案主力依旧是没有官职的普通法官检察官，在必须体现改革成效和大数据智能化考核的双重要求下，纷纷叫苦不迭。一些普通的员额法官检察官因为任务重、压力大、收入没有太大差距等原因，甚至提出退额申请，不过大多没获得批准。
为了最大限度的提升办案效率，诉前调解执行前调解为主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大幅度的扩充招录司法辅助力量，弱化司法改革配套的裁判文书公开庭审直播，利用大数据加大考核压力，提高二审再审案件维持率等等工作举措，成了近些年司法机关工作的主要内容。
如此这般造成的副作用是，相当多律师反映基层法院办案质量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具体表现在：1、立案需要的周期越来越长，需要经过的程序越来越多；2、庭审流程大大简化，裁判文书说理内容大大减少，甚至干脆不说理，直接说裁判结果，潜台词是不管你服不服，我就这么认为的；3、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和类案检索很多时候直接不评价，更不要说按照证据规则分析采信不采信的理由了。4、裁判文书上网、庭审直播的案件大大减少，上网就不上网成了飘忽不定的事情，很多当事人强烈要求上网的申请也是不予同意......
不得不承认，员额制改革之后，法官的独立裁判权确实大了。以往凡是案件裁判都需要经过院庭长审批的流程，除了几类重点案件，基本都是法官为主导的合议庭说算。虽然文件上要求院庭长具有监管责任，可监督权跟法官的独立裁判权哪个主导，根本没有明确标准，许多院庭长借此落得清净，免得担责，干脆不管了。
如何在审判公开的社会监督后继乏力，错案追究从人员配备到工作程序流于形式下，约束法官的独立裁判权，提高司法案件的审判质量呢？最近，事关员额制改革、法官独立裁判之后的审判流程改革——庭院长“阅核”制亮相，引来了法律圈的一轮热议。
目前而言，庭院长“阅核”制还没有全国统一性的标准，各地还在推广探索阶段，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今后会大力推广。一时间，网上出现了不少“倒退”的声音，而且动静还不小。以至于9月8日的国家法官学院2023年秋季开学典礼暨“人民法院大讲堂”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亲自讲解庭院长“阅核”制：“阅核制”根本区别于“审批制”！
“'阅核制'是为了依法落实院庭长法定职责！庭长不同意合议庭、独任法官意见的，不能直接调整、改变，可以建议复议、提请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报请院领导提交审委会讨论。在'阅核制'中，裁判由院庭长依职权'阅核'、由法定审判组织依法作出，职能明确、责任清晰。”
可问题是，'阅核制'下，造成案件的审限责任如何计算，造成的案件错判如何划分责任，造成的院庭长书面审问题是不是还是原来的问题......为了解决一个问题，重新设置一个制度，或是改造原来的制度，又该如何解决新制造造成的问题呢？
有律师感言，司法改革之前就施行的立案登记制，在施行了员额制这么多年之后，老百姓打官司都越来越难了。司法权力的运行、诉讼流程的设计，从来都是一个受到多方面制约的复杂过程，寄希望于某项制度的设立和推行，就解决普遍性的问题，确实有点毕其功于一役的不切实际。
注：本文的部分观点来自“刑动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