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战线的斗争21 张学良资助于炳然去苏联留学（上）
隐蔽战线的斗争21 张学良资助于炳然去苏联留学（上）
于天存 孙铁汉
于炳然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党的对敌斗争隐蔽战线上杰 出的战士。
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在家乡黑龙江省望奎、齐齐哈尔和北京 等地从事进步活动，参加反对贪官污吏的斗争。在留学英国期间，他加 入了共产党，为反帝国主义、光复祖国东北不知疲倦地进行社会活动。 后任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书记。
根据组织决定，他又在苏联工作了一 个阶段。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被派回祖国，曾任“东北救亡总会”宣 传部主任、总会秘书长、李杜东北抗日联军政治部主任。并经组织同意 先后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二处设计委员、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 委员会设计委员等职。
他以上述职务为掩护，长期从事党对国民党上层 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党的地下工作。在抗日战争中，他始终站在抗日 救亡运动的前列，不避艰险困苦，勇敢坚定、机智灵活地同帝国主义侵 略者斗争，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做出了独特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显 示了卓越的智慧与才干。
奉命撤回延安后，他先后在中央政治研究室、 中央社会部工作。全国解放后，他在西南公安部工作。为肃清匪特、维 护社会治安作出了卓越贡献。初露胆识与才干
于炳然原名于斌，1903年生于黑龙江省绥化县双榆树屯，后迁至望 奎县城内。
他8岁入私塾，天资聪慧，学习刻苦，三五百字的文章能过 目成诵。五年乡塾，于炳然读完了《四书》、《五经》和《左传》,能写八 股文，作旧体诗。后就读于望奎县立第一高等学校，他进取心强，学习 勤奋，常以“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和“有志者事竟成” 等名言自勉，是该校名列前茅的好学生。
1919年7月，于炳然考入黑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校址在齐齐哈 尔。入学后，他一如既往地勤奋学习，曾连续几个学期考取“第一名”, 博得全校师生的一致赞许。
“五 · 四”运动后，于炳然逐步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1922年 5月，他联合黑龙江省一中、政法、师范、工业、农业等5个学校，组 织了黑龙江省学生联合会，并被推选为学联主席，曾组织领导了两次与 封建势力作斗争的学潮：
一次是反对军阀吴俊升不制定“省宪”、不通 过选举产生省长的斗争；
一次是声讨省议员耿之光以卑劣手段骗取民财 的斗争。
在学潮中，上千名学生冲进省议会，举行街头游行，揭露省议 员的十大罪状。使省当局一时不知所措，终于被迫进行了“民选省长”, 耿之光也被吓得狼狈逃走。学潮深受民众的称赞。
1923年5月，于炳然中学毕业。同年夏，他被选送公费去日本留 学。可是，他到日本不久，就碰上了东京大地震。
这天，于炳然正在他 寄宿的中华留日青年会二楼上给家里写信，忽听外面传来一声巨响，同 时楼房也摇晃起来。他急中生智，转身从窗口冲出，跳到院内的地面 上，接着迅速站起身向前方的空地奔跑。就在这时，他身后的楼房倒塌 了。顷刻间，东京城变成了一片火海，大量房屋纷纷倒塌，几万人丧失 了生命。于炳然在海岸上，饥寒交迫，挣扎着度过了15天，才乘上中国大使馆雇用的救济船，脱险回国。
事后他曾写下这样一首诗：
苍天何故太无情， 偏我来时祸遽生。
只落赤身归故土， 几将白骨葬东瀛。
1924年9月，于炳然考入国立北京法政大学(后改称国立北平大学 法学院)。他在北京读书时期，由于不断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更加坚 定了救国救民的志向，主编了《协进月刊》,满怀热情地投身于反帝反 封建的斗争。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北京各大学为声援上海学生的斗争， 举行了游行示威。于炳然是这次游行的组织者之一。
1927年夏，于炳然还在家乡望奎县领导了一次“清算县长许桂恒” 的斗争。
许桂恒在望奎任职期间，横征暴敛、敲诈勒索，老百姓怨声载道。 这年暑期，北平学生回家度假，正赶上许县长“英杰转”到另一县去任 县长。地方上有30多人想跟他算账。
他们在一起讨论了几天，还是决定 不下来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于是去找于炳然，要求他出来领导这次斗 争。于炳然研究了他们所谈的情况和整理的材料，感到有理有据，就答 应了大家的要求。
第二天，于炳然召集了池蓄龙、赫修文等由北京返家 度假的同学，又约来了十几位中小学教员，正式成立了“清算委员会”, 决定了斗争的策略和步骤，并拟出一份措词尖锐的电文送到电报局。
电 文强烈要求省政府“缓今许桂恒离县，其吞搂巨款必须清算与退还，彼 旭如强行，必遭武力阻止”。为慎重起见，委员会还安下两个备而未用 的棋子：一是派出两名代表到哈尔滨，作一个可进可退的姿态；一是派人监视县政府，以防许桂恒溜走。
他们的斗争策略生效了。许桂恒当天晚上就派人来进行调解。要求 电报缓拍，说对他“属僚”的贪污行为愿负全责。
第二天，委员会与许 派出的调解人开始谈判。对方是想拿出一笔钱了事，于炳然等代表则坚 持一项一项地清算。
最后采取了个折衷办法：
一、许桂恒退还赃款“黑 龙江官帖”140万吊。
二、许桂恒向地方各界人士和全体清算委员，交 待他的贪污行为。
这笔140万吊款子，当然不是他贪污的全部，但在当 时，确是个相当可观的数字。许桂恒在会上当众承认：“属僚们的贪污 行为，本人失于检查，不但负责任，而且对不起地方父老……”
事后， 他们把这次清算的情形，在报上公诸于众。结果许桂恒“荣转”未成， 反而被撤了职。对于这次斗争，家乡人无不拍手称快。
1928年冬，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侵犯我国主权，霸占我国领 土，竟然强迫东三省当局同意日本在东北修建五条铁路，从而引起了全 国人民的一致反对。
北京各大学的东北籍学生，联合起来组织了“东北 旅平学生路权保持后援会”,掀起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护路运动”。于炳 然是这次学潮的总指挥。1929年4月，北平大学法学院掀起了一次“收 回二院校舍”的学潮，当时于炳然是学生会主席，在学潮中是总指挥。
成为共产主义者
1930年夏，于炳然大学毕业。8月，黑龙江省招考留欧学生，于炳 然以优异成绩夺魁。这里还有一段于炳然舌战陶司令，也就是后来传说 的“于炳然骂死陶司令”的插曲。
事情是这样的：黑龙江那年拟定录取 留欧公费生5名，省主席万福麟的亲家陶司令想凭借势力夺取一个名额 给他的儿子——万主席的女婿。
陶司令的籍贯本不是黑龙江省，只是在 望奎县有土地。他的儿子又不是大学毕业，是没有资格报考黑龙江公费 留学的。可陶司令硬要倚仗权势争一个名额。
于炳然找到陶司令家，同他唇枪舌剑展开辩论。可巧不久陶司令死了，实际上可能陶有高血压、 心脏病，生点气就一命呜呼了。人们就传说：于炳然效法诸葛亮骂死王 朗，把陶司令骂死了。
“军阀陶司令作恶多端暴病身亡，人人称快；青 年于炳然才华出众夺魁留洋，有口皆碑。”于是这一趣闻便蜚声全省， 流传一时。
于炳然于1931年4月5日，由哈尔滨启程，取道西伯利亚铁路赴 欧。4月15日到达伦敦。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国际问 题。
“九 ·一八”的炮声从家乡东北传遍全世界。于炳然闻讯，陷入了深 深的忧愤之中。经过痛苦的思索，他感到，自己必须选择一个能够拯救 中国的主义，而坚决奉行之；还必须参加一个政党，靠群策群力来实现 目标。
于是他走出了埋头读书的小天地，开始参加旅英华侨和留学生的 各种集会。他为人磊落正直、勇敢机智，而且才气纵横，文笔犀利富有 感召力。每有集会，他的讲话总是滔滔不绝、扣人心弦。因此很快就受 到留英青年们的敬慕和拥戴。
由于“亡省丧家”的感受深切，他对国民 党的不抵抗主义深恶痛绝，所以在各种集会上，都与国民党的反动论调 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无形中与一些思想进步的人站到一条战线上了。继 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经典 著作。他的眼前豁然开朗了，他终于找到自己寻求已久的真理——共产 主义，并决心参加共产党。
1932年5月，由何松亭、蒲子政介绍，经批准，他被接受为共产党员，参加共产党中国语言组。
于炳然入党后，党分配他负责反帝大同盟工作和东伦敦的华侨工 作，特别是海员工作。从此，于炳然已由一个具有自发的进步意识的青 年，成长为自觉的共产主义者。不久，于炳然被选为共产党中国语 言组书记，受共产党书记波立特直接领导。
1933年冬，共产国际 中国代表团，派杨秀峰去了伦敦。经他回去汇报，共产国际对英共中国语言组更加了解了。因而，以后对于炳然的指示也更直接和具体了，并 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书面表扬。
英共中国语言组的力量日益增强，在伦敦的影响也在日益扩大。在 它的领导下，除原有的“反帝大同盟”外，又组织了“留英学会”、“旅 英华侨工商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留英东北学生抗日救国会”,并 出版了政治旗帜鲜明、宣传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杂志——《解放半月 刊》,由于炳然担任主编。同时在留英学会之下，还组织了一个“社会 科学研究会”,与国民党学生进行理论上的斗争。
在一次研究会的集会上，杨秀峰主讲了“中国法西斯的形成”,引 起了一场与国民党学生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安内而后攘外”问题。 会上，共产党人提出了召开公开辩论会的挑战，对方表示同意。数日 后，曾轰动一时的“共产党大战蓝衣社”的一幕，在伦敦揭开了。
这是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反帝同盟在台上的阵容是：
第一发言人 于炳然，第二发言人王北辰，第三发言人涂长望；在台下，安排了中语 发言人杨秀峰，英语发言人张为先，粤语(广东方言)发言人侯雨民。
辩论一开始，反帝同盟便以逻辑严密的滔滔宏辩占据了压倒的优势。对 方虽一再反扑，而终是软弱无力。最后反帝同盟大获全胜而收兵。
1934年4月，于炳然接到共产国际廖焕星的来信，要他从反帝同盟 中选派六七人，赴莫斯科参加“五 ·一”节观礼，并指定于炳然必须前 往，以便在观礼后，出席随即召开的各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代表会。张 为先、涂长望、杨亦周、乔辛瑛、钟殊漪和于炳然一行六人，于4月29日到达莫斯科。
在莫斯科，他们参加了“五 ·一”节观礼，听取了季米特洛夫和加 里宁的报告，参观了克里姆林宫、各种文化组织和一些大工厂。然后到 基辅、哈尔可夫、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等地参观。
参观后，其他人返回伦敦。于炳然留下来，等待参加各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代表会。但在柏林的王炳南等同志，被纳粹所阻挠，没能来莫 斯科，所以这次会议没有开成。
组织上只是同于炳然个人谈了多次，责 成他向德国、法国、荷兰中国语言组，传达党的新决定。于炳然随即到 柏林、巴黎和阿姆斯特丹，完成了党的使命。于炳然回伦敦后，第一件 大事是组织起“旅欧东北学生抗日救国总会”。
继之便以该会的名义发 表了三篇重要宣言——即由他在莫斯科起草、经共产国际同意的《为反 对通车通邮告全国同胞书》、《告东北同乡书》和《告海外侨胞书》。
这 三篇文章，曾在莫斯科印成单行本，散寄到国内外各地。纽约的《先锋 报》,伦敦的《解放》,柏林、巴黎的反帝刊物，莫斯科的《中国报》也 都同时转登了。当时在欧美的华侨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与张学良将军的友谊
1933年5月，张学良将军出国考察到达罗马。7月初，于炳然出于 要给张将军以宣传和影响的目的，以一个东北人的身份，给他写了一封 信。
信中提了三个问题：
一、东北之失，你以为原因何在?
二、你是否 准备收复东北?
三、你如果想收复东北，将要采取何种方法与步骤?
信 寄出去约一个星期，便接到了张学良将军的亲笔回信。他信中相当恳切 地表示愿意就抗日救国问题进行共同探讨，并对于炳然所提的问题一一 作了回答。
对第一个问题，张将军说是因为当时东北建设的飞速发展， 如修建打通路、四洮路、克齐路，开辟葫芦岛军港等，都深为日本人嫉 恨，所以才迫不及待地侵略东北。
对第二个问题，张将军的答复是肯定 的，并且说：“如果说与日本人可以合作，没有比张氏父子更早就与日 本人合作的了……日本人所以杀死我父亲，所以夺取我的防地，正是因 为我们不与日本人合作……国仇家仇，誓死必报。”
对第三个问题，他 说：“待世界第二次大战时，只要我们站在日本对立一方，就一定会打 垮日本……但彼时如果仍是国民党统治，如果国民党仍持不抵抗主义，挑起内战亦在所不惜。”
他在信中最后说：“不日将去伦敦，愿当面再为 详谈。”
7月下旬，于炳然从报纸上知道张将军到了伦敦，但既有“面谈” 之约在先，于炳然便静候着。一个星期后，于炳然又写了封长信。信中 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并用中国共产党的观点，阐 述了对内全国团结、对外联合苏联、展开抗日战争、收复失地的主张。 信中还就国民党的反动谬论“安内而后攘外”,进行了剖析和驳斥，并 对张的“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说进行了反驳。信末郑重声明，对张 将军并无他求，唯一目的在于指给他以真理。于炳然的两封信，导致了 他与张学良将军在欧洲的四次会面。
这封信付邮的第三天，张将军托陈洪海(共产党员，其兄陈洪陆在张学良处任东北军空军队长)来约于炳然去共进晚餐。
其实，于炳然与张学良将军并不是初次会面。早在1928年“护路运 动”中，于炳然就曾作为“东北旅平学生路权保持后援会”代表，面见 过身为东北保安总司令的张学良。
不过那次见面时，于炳然谈的全部内 容当然是一番请愿、抗议、指问之词。但意外的是张将军对于炳然的宏 论竟甚为赞赏，遂当即表示愿聘用于炳然在他的保安部任以重要职务。 结果被于炳然以“学无所成”而拒绝了。显然请愿中于炳然给张将军的 印象是深刻的。
这次晚餐则不同，这是一次朋友式的会面。同餐者除于炳然与陈洪 海外，只有张学良和他的两个儿子。席间，张将军问起于炳然的家庭状 况，于回答后，张感慨地说：“这真是寒门生贵子，白屋出公卿!”
于炳 然说：“贵子与公卿倒不见得，不过我的家可以说是寒门或白屋了。”
饭 后，张将军说：“明天我去北欧参观丹麦、挪威与瑞典，大约20天后再 回伦敦，那时我再约你详谈。”
一天，常在张学良将军身边的王固生来访于炳然。
王说：“贵同乡张汉卿先生听说你的学费发生了问题，他极愿予以援助，要我来征询你 是否肯于接受的意见。”
于炳然问：“他从哪里知道我的学费发生问题?”
王说：“有一天张对我说，过去的干部多是陪同他玩耍的，没有一个人才。这次来欧洲，打算寻一批新干部。只问人才，不问省籍，要我在伦 敦替他物色。我当时对他说，在伦敦的真正人才，正是你们东北人。于 是我介绍了你的情况。”
于炳然反问王固生：“你的意见如何?”
王说： “不管怎样，张将军主动要帮助你，总是好意，我想是应当接受的。”
于 炳然想了想说：“如果我不接受，不但辜负了他的好意，而且也辜负了 你的好意。”
当时，于炳然等公费留学生，因家乡沦陷，学费来源早巳 成了问题，张将军主动提出给予帮助，确是雪中送炭。
张学良由北欧回到伦敦，即约于炳然去单独面谈。
谈话一开始，张 将军围绕抗日救国，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于炳然仿佛面对一个老朋友一 样，坦率而真诚地滔滔宏论达4小时之久。这次谈话中，张将军主要是 倾听于炳然所谈，始终没发表任何政见。
最后他对于炳然说：“我很想 了解一下社会主义的情况，请你作个准备，同我去莫斯科。我已通知了 颜惠庆(中国政府驻苏联大使)同苏联接洽，我要去参观。”
事后，于 炳然把此次谈话的内容，写信向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作了汇报。几天 后，得到答复，同意于炳然陪同张学良将军前往。
10天之后，张学良将军又约于炳然谈话。这次是张学良将军来滔滔 宏论了。
他先说：“颜大使已有回电，苏联记了我1929年(指中东路事 件)的仇，不同意我去莫斯科。这次出国，最想看的是四个国家 德、意与苏、土。苏联既然看不成，土耳其便不想看了。”
接着他说： “中国的出路，只有两条——极左或极右，我已看了德、意，很好。但 不能参观苏联，这次出国是白来一趟了。听说苏联确有进步，五年计划 是成功了，但还没达到文明国家的程度。很想去看个究竟，可惜这次不能前去参观，很遗憾。”
最后他说：“你如果愿意在伦敦读书，我愿意帮助你学费。但我希 望你去苏联读书，你去后，要与苏联朝野人士好好联络，一定要建立起 最好的友谊。将来我们抗日，如能得到苏联的支援，那要比你带十万大 军在前方作战的功劳还大。”
当谈到于炳然将如何去苏联时，张将军说：一方面给颜惠庆大使去 信，要他在苏联接洽；另一方面待他回国后，向苏联驻华大使鲍哥莫洛 夫面托。并说他认识加纳罕，可以写信向他介绍于炳然。至于学费，他 说：“如果你去莫斯科，咱们实报实销。”
这是于炳然与张学良将军的第三次会面，当时于炳然对对方的政治 观点，只略提了几点意见。最后张将军说：“彼此多考虑，有功夫再详 细讨论。”
他们的第四次会面，是在10月下旬。在场的除了于炳然，还有陈洪 海和田树滋。张将军仅告诉大家他次日将去罗马，希望以后经常通信。 随后交给每人一封信，便一一握手而别。给于炳然的信封中，是一张 200英磅的支票。
1934年8月，于炳然接到张学良将军的来信，说去苏联留学一事已 经办成。关于去莫斯科的手续，可以与中国驻苏大使馆直接商洽。还附 一封写给加纳罕的信，要求他给于炳然以关照，并汇来了240英磅。于 炳然把来信寄给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不久接到复信，通知他，组织已 同意他去莫斯科。
1934年10月9日，于炳然到了莫斯科。但由于工作的需要，他没有 实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愿望。他在苏联的两年中， 一是从事党的工 作，二是在苏联外文出版社办的《巴黎救国时报》任编辑，并在那里过 组织生活。在这一工作岗位上，于炳然为宣传我党的统一战线方针，作 了许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