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军委对邓稼先的身份进行解密，亲友致电许鹿希：他还活着吗

1986年军委对邓稼先的身份进行解密，亲友致电许鹿希：他还活着吗

1986年军委对邓稼先的身份进行解密，亲友致电许鹿希：他还活着吗？

那是1986年的一个平常早晨，许鹿希一如既往地准备着简单的早餐。突然，一通电话打破了这份宁静。＂喂，是许鹿希吗？邓稼先真的还活着吗？＂电话那头传来故人激动的声音。这一天，许鹿希的电话几乎被打爆，所有人都在问着同一个问题。28年前，她的丈夫邓稼先突然消失在了所有人的视线中，甚至连单位的同事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这些年来，关于邓稼先的传言不断，有人说他叛国了，有人说他已经去世，还有人劝许鹿希改嫁。然而，此时中央军委公布的这份解密文件，揭开了一个尘封已久的秘密。但人们不禁要问：这个消失了近三十年的科学家，究竟经历了什么？他为什么会突然被解密？

一、少年天才的成长轨迹

世人皆知邓稼先是中国＂两弹＂元勋，却鲜有人知他的求学经历颇具传奇色彩。1924年，邓稼先出生在安徽怀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邓以蛰是北京大学的教授。那时的中国，战火纷飞，列强环伺，年仅5岁的邓稼先便随父母辗转来到北平求学。

在北平崇德中学的课堂上，常常能看到一个瘦小的身影坐在教室最前排，那就是邓稼先。班上同学都比他大上好几岁，但他的成绩却总是名列前茅。1936年春天，一场数学竞赛在崇德中学举行，12岁的邓稼先一举夺魁，这让当时担任评委的杨振宁印象深刻。

那时的北平，虽然战争的阴云日渐笼罩，但求知的氛围却愈发浓厚。邓家的书房里经常传来朗朗读书声，邓以蛰常对前来拜访的同事说：＂这孩子从小就跟着我翻看《科学画报》，对物理特别感兴趣。＂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战火烧到北平城下，邓家不得不举家南迁。颠沛流离中，邓稼先随身携带的除了几件换洗衣物，就是那本磨得发旧的物理课本。辗转多地后，一家人最终来到了昆明。

在昆明，16岁的邓稼先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彼时的西南联大汇聚了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年轻的邓稼先在这里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两个人：时任物理系主任的吴有训和昔日在崇德中学认识的杨振宁。

吴有训看中了邓稼先的天赋，常常给他加授难度更大的课程。而杨振宁则成了他的挚友，两人经常在图书馆里讨论物理问题到深夜。1941年的一天，邓稼先和杨振宁在校园里偶遇了从美国归来的赵忠尧教授。赵教授向他们介绍了原子物理的最新进展，这次谈话在邓稼先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

西南联大的岁月里，除了刻苦钻研物理，邓稼先还积极参加进步读书会。在一次读书会上，他第一次听说了国外已经开始研究原子能，而中国却还在挨打。那一刻，一个想法在他心中渐渐清晰：要让祖国强大，必须掌握最尖端的科学技术。

毕业前夕，邓稼先在西南联大的实验室里创造了一个记录：他设计的真空管放大器实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确数据，这个成果被写入了学校的教材。那时候，没人知道这个爱钻研的年轻人日后会在戈壁滩上完成一项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工程。

二、放弃美国优渥生活的抉择

1947年，23岁的邓稼先踏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作为中国政府公派留学生，他被普渡大学物理系录取。在普渡大学的第一个学期，邓稼先就展现出了惊人的学习能力，他完成了普通学生两年的课程量，这让他的导师霍华德教授惊叹不已。

在实验室里，邓稼先经常工作到深夜。有一次，他连续工作48小时，完成了一项复杂的核物理实验。这个实验结果引起了美国物理学界的关注，多家研究机构向他抛出橄榄枝。芝加哥大学的费米实验室开出了当时极其优厚的待遇，年薪高达8000美元，这在当时堪称天文数字。

1950年春，邓稼先以破纪录的速度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答辩现场，普渡大学物理系的教授们连连称赞这位来自中国的年轻人。《普渡大学校报》刊登了一篇专访，称他为＂最年轻的华裔物理学博士＂。

就在邓稼先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三天，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派人来访，提出希望他加入他们的核能研究项目。这个职位不仅待遇丰厚，还承诺为他办理永久居留权。然而，就在同一天，邓稼先收到了来自祖国的一封信。

信是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写的，信中说：＂新中国百废待兴，迫切需要像你这样的科技人才。＂两天后，邓稼先婉拒了通用电气公司的邀请，订好了回国的船票。当时，很多留美学者都选择留在美国，邓稼先的决定让许多人不解。

1950年5月，邓稼先登上了回国的轮船。临行前，他的导师霍华德教授特意来送行，递给他一封推荐信：＂这是写给费米实验室的，万一你改变主意了可以用得上。＂但这封信，邓稼先始终没有拆开过。

回国后，邓稼先被分配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与美国先进的实验室相比，这里的条件十分简陋。研究所只有几间平房，实验设备也很匮乏。但邓稼先立即投入了工作，带领年轻的研究人员开展核物理研究。

在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八年里，邓稼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他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自己设计实验装置，调试仪器，培养学生。很快，他就成为了研究所最年轻的高级研究员。这期间，美国多家研究机构继续向他发出邀请，但都被他婉言谢绝。

1953年，邓稼先与相识多年的许鹿希结婚。新婚之际，他们租住在北京一间简陋的平房里，家具只有一张床和一个书桌。但这种清贫的生活并没有影响邓稼先的研究热情，他常常工作到深夜，桌上的实验数据堆得比人还高。谁也没想到，这份平静的生活即将被一项特殊的国家任务彻底改变。

三、戈壁滩上的神秘代号：龙-2

1958年的一个深夜，邓稼先接到一通电话，要求他立即到中南海参加一个紧急会议。会议室里坐满了中国最顶尖的科学家，他们都收到了同样的通知。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宣布了一项最高机密任务：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邓稼先被任命为理论部主任，代号＂龙-2＂。

第二天清晨，邓稼先就消失在了北京的街头。他没有机会和妻子道别，也来不及收拾行李。许鹿希只收到一张纸条：＂我要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能很长时间不能回来。＂就这样，邓稼先开始了他在戈壁滩上长达28年的秘密生涯。

在戈壁滩上的研究基地，条件异常艰苦。科研人员住在简陋的地下室里，夏天室温高达40度，冬天则低至零下20度。没有空调，没有暖气，连最基本的实验设备都很匮乏。邓稼先和其他科学家们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进行计算，一块黑板，一支粉笔，就是他们最重要的工具。

1959年夏天，一场特大沙尘暴袭击了研究基地。狂风裹挟着黄沙，实验室的屋顶被掀翻了。但实验不能停，邓稼先带领团队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继续工作。那段时间，他们每天都要先铲掉设备上的沙子才能开始实验。

1960年，国际形势突变，苏联撤走了所有专家和技术资料。原本就艰难的研究工作雪上加霜。邓稼先带领团队从零开始，重新计算每一个参数，验证每一个理论。他们没有现成的数据可以参考，只能靠自己一点一点摸索。

在最困难的1960年至1962年期间，全国闹饥荒，但科研工作不能停。基地里的科研人员每天的口粮只有两个玉米面饼，但邓稼先坚持和大家同甘共苦。有一次，他连续工作72小时，直到昏倒在实验台前才被同事们发现。

1964年夏天，一个重要的实验即将开始。这是决定原子弹能否成功的关键一步。邓稼先亲自检查了每一个环节，反复核实每一个数据。当时，他已经连续工作了一个星期，胡子拉碴，眼睛布满血丝。但没人听他说过一句疲惫的话。

实验当天，邓稼先站在观测站前，手持记录本，目不转睛地盯着仪器上的每一个数字变化。当最后的数据出来时，整个实验室沸腾了。这意味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已经完成。三个月后，在罗布泊的上空，一朵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成功研制出第一颗原子弹。

这个成功来之不易。在戈壁滩上的日子里，邓稼先的头发全白了，年仅40岁的他看起来却像个60岁的老人。但他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些辛苦。在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的都是实验数据，唯独没有一句抱怨的话。

四、用生命换来的成就：核武器研制生涯中的辐射伤害

1964年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并没有停下脚步。更艰巨的氢弹研制任务随即开始。但此时，辐射带来的健康威胁已经开始显现。1965年初，基地医院的例行体检发现，邓稼先的白细胞数量异常，这是受到辐射损害的典型症状。

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防护设备极其简陋。科研人员的防护服只是普通的白大褂，防护面具也是最基本的型号。1966年的一次实验中，邓稼先为了及时记录数据，不得不在高辐射区域停留了近40分钟。当时的仪器显示，那里的辐射量远远超过了安全标准。

1967年春天，一次重要试验前，邓稼先突然昏倒在实验室里。送到医院检查，发现他的造血功能严重受损。医生建议他立即停止工作，到北京接受治疗。但当时正值氢弹研制的关键阶段，邓稼先坚持留在现场。他只是默默地在实验服里多加了一层铅板，继续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1968年至1970年间，邓稼先的身体状况持续恶化。他的头发大把大把地掉落，牙齿也开始松动。但每次体检结果出来，他都对同事说：＂没事，继续干。＂在这期间，他带领团队克服了氢弹研制中的一个个技术难关。

1971年，一位来自军医院的专家在例行检查时发现，邓稼先的骨髓细胞已经发生了严重变异。这意味着他的身体已经受到了不可逆的辐射损害。但这个发现被邓稼先要求严格保密，他担心影响团队的士气。

1974年的一天，邓稼先在实验室突然吐血。送到医院后，医生发现他的内脏器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辐射损害。这次，上级强令他必须接受治疗。但他只在医院待了三天，就又回到了实验室。那时候，他每天都要吃大量的药物才能维持正常工作。

到了1980年，邓稼先的健康状况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他的皮肤经常出现不明原因的溃烂，免疫系统几乎完全崩溃。但直到1986年军委解密文件公布之前，除了少数几个知情人，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情况。

在他的遗物中，有一本破旧的工作日志。上面详细记录了每次实验的数据，但从未提及他所承受的痛苦。唯一能看出异常的，是那些偶尔歪歪扭扭的字迹，那是他在严重贫血的状态下坚持书写的痕迹。

这些年来，像邓稼先这样默默承受着辐射伤害的科研人员不在少数。据不完全统计，在＂两弹一星＂工程中，有数百名科技人员因为长期接触辐射而患上了各种疾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和邓稼先一样的方式：保持沉默，继续工作。

五、淡泊名利的大科学家：鲜为人知的晚年生活

1986年，邓稼先终于结束了在戈壁滩的秘密研究工作。回到北京后，他婉拒了所有的特殊待遇，选择了一间普通的两居室安度晚年。房间里最显眼的是一张老式书桌，上面始终摆放着他在美国求学时用过的物理课本。

尽管身患重病，邓稼先仍然保持着严谨的工作习惯。每天清晨五点准时起床，在简单的早餐后，他就开始审阅年轻科研人员送来的论文和研究报告。他的书桌抽屉里装满了各种便签纸，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他对这些研究成果的建议。

1987年春天，中国科学院提出要为他举办一个盛大的祝寿仪式。邓稼先坚决推辞，只是在家里简单地煮了一锅长寿面。那天，几位老同事来访，带来了一份珍贵的礼物：1950年他离开美国时，导师霍华德教授给他的那封未拆封的推荐信。信封已经发黄，但封口依然完整。

1988年，国家决定为＂两弹一星＂功臣授予荣誉称号。当工作人员来到邓稼先家中商议授奖仪式细节时，发现他正在指导一群研究生讨论物理问题。房间里除了几把简陋的木椅子，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墙上挂着的唯一装饰品是一张普渡大学的老照片。

1989年深秋，邓稼先的病情突然恶化。但他仍然坚持每周为中科院的青年科研人员做学术指导。有一次，他在讲解问题时突然咳出血来，但擦干净嘴角后，又继续讲了整整两个小时。直到送走最后一位年轻人，他才允许家人叫救护车。

1990年初，邓稼先住进了医院。病房里，他依然保持着记笔记的习惯。一个小本子上写满了他对中国核物理发展的建议。期间，很多记者想要采访他，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他说：＂科学家就应该做科学家的事。＂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邓稼先将自己的全部积蓄捐赠给了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一个专门资助贫困学生的奖学金。这笔钱并不多，仅够资助几个学生的学费。他特意要求，这个奖学金不能用他的名字命名。

1992年7月29日，邓稼先在北京医院安详离世。他的遗体按照他生前的要求，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直接火化。骨灰也依照他的遗愿，撒在了戈壁滩上，那片他奉献了大半生的土地上。

在他的遗物中，家人发现了一个旧皮箱。箱子里装着几十本笔记本，记录着他几十年来的研究心得。最后一本笔记的最后一页，写着一行字：＂望后来人继续努力。＂这是他留下的唯一＂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