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介绍卖淫“飞客”行为应如何定性
组织、介绍卖淫“飞客”行为应如何定性
组织、介绍卖淫“飞客”行为应如何定性
作者：黄奕晴 广东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
近年来，“飞客”成为卖淫违法犯罪中常见的行为方式，其行为定性应当是协助组织卖淫、介绍卖淫或是组织卖淫罪存在较大争议，现以一典型案例为例进行讨论。
一、基本案情
2021年7月至2021年12月，陈某甲（已判决为组织卖淫罪）招揽卖淫女先后在多家酒店实施卖淫活动。被告人陈某乙介绍嫖客至陈某甲卖淫场所进行口爆及性交服务，嫖客将嫖资支付给陈某甲后，陈某甲按价格提成转给陈某乙，陈某乙介绍嫖客到陈某甲卖淫团伙处获利共计人民币7万余元。
2021年至2022年期间，陈某乙多次通过其个人手机微信为倪某某、金某某、杨某某等多名卖淫女介绍嫖客进行卖淫嫖娼活动。卖淫价格由陈某乙与嫖客商定，卖淫女与陈某乙按比例分成。进行卖淫活动的场所费用（开房或租住公寓），由陈某乙和卖淫女各负责一半。陈某乙招揽到嫖客时，就会发定位让嫖客直接去到卖淫女所在的酒店房间或公寓，嫖客见到卖淫女觉得合适，卖淫女就为嫖客提供性服务。卖淫女向嫖客收取嫖资的，卖淫女就按照分成比例转提成给陈某乙；由陈某乙微信收取嫖资的，则由陈某乙按分成比例转嫖资给卖淫女。陈某乙介绍嫖客给卖淫女所获嫖资提成共计人民币3万余元。
二、分歧意见
陈某乙其本身是在一正规按摩会所从事接待经理工作，故能接触到较多的“客源”，其本人对自己以上行为的定义统称为“飞客”，其本人认罪认罚。案件矛盾焦点是对上述的“飞客”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在案件审查过程中存在多种观点：
（1）对前一“飞客”行为的认定
其一、部分意见认为应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定罪，陈某乙主观上明知陈某甲是专门从事组织进入式服务的卖淫团伙，其自己会所不提供卖淫服务，为牟利其就主动将要嫖娼的客人介绍给陈某甲团伙，另有为陈某甲卖淫团伙介绍卖淫女、谈价钱、安排房间等帮助行为，主动为陈某甲的整个组织卖淫团伙运作提供帮助，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在此不细议协助组织卖淫罪与组织卖淫罪从犯认定之争议，普遍意见认为因毕竟其并未在陈某甲卖淫团伙的组织架构中，并未有意见提出认为构成组织卖淫罪从犯）。
其二、部分意见认为前一行为陈某甲和陈某乙之间是合作的关系，陈某乙自己有其个人的工作，业余把自己无法接待的客人“飞”给陈某甲，从中抽取提成，实际就是介绍客人给陈某甲，介绍卖淫女、介绍客人、代为报价等，都可以吸收在介绍卖淫罪中，协助组织卖淫应该有一定的上下级、协助、隶属的关系，在其与陈某甲之前并不存在这样的关系，应构成介绍卖淫罪。
（2）对后一“飞客”行为的认定
其一，部分意见认为后一行为构成组织卖淫罪，在案证据有卖淫女称呼陈某乙是老板，有被告人陈某乙的供述承认“飞客”给卖淫女；有旅馆治安系统查询信息证明，在酒店至少有3名以上卖淫女持续卖淫7日至27日不止。证言及转账记录证实有时是陈某乙、有时是卖淫女收取嫖资转账分成给对方，虽其中分成比例各有不同，但均是至少卖淫所得对半分或价格谈高的部分都归陈某乙。三名卖淫女都是陈某乙确定统一定价，等他安排嫖客到酒店或公寓，实际就是安排到卖淫场所挑选卖淫女，起到安排管理的实际组织作用，只是管理方式从线下转线上。
其二、部分意见认为后一行为只构成介绍卖淫罪，理由为，各卖淫女是主动寻找介绍卖淫人员，并未存在组织卖淫明确规定的招募卖淫女情况，陈某乙虽有让卖淫女到特定的酒店开房接客，但是并没对卖淫女进行培训，提供卖淫工具等，卖淫女随时来、也可随时离去不做，没有明显管理。陈某乙自认为其的“飞客”只是介绍卖淫，其主观上并无组织卖淫的犯罪主观故意。卖淫场所、所得分成均是卖淫女与陈某乙对半承担和分成，双方是合作关系，并没有组织或被组织的关系。
三、评析意见
笔者意见为两行为均宜以介绍卖淫罪定罪处罚并予以并罚，理由如下：
（1）组织他人卖淫，主要是指通过纠集或者雇佣、招募等方式集结（管理或控制）3人以上妇女进行卖淫，从中牟利的行为。“组织”通常表现为：一、设置卖淫场所，招募卖淫人员在此进行卖淫活动；二、利用从事服务行业的便利条件，在经营的同时，组织、操控他所控制的卖淫人员有组织地进行卖淫活动。
根据法释[2017]13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组织卖淫者是否设置固定的卖淫场所、组织卖淫人数多少、规模大小，不影响组织卖淫行为的认定。
现在案证据仅有三名卖淫女指证，也并未明确指证受陈某乙组织卖淫，3名女子不是同期实施卖淫，也不是规律地长期地被组织着进行卖淫活动，而是断断续续从业；各卖淫女都是自己主动加陈某乙微信，陈某乙没有纠集、雇佣、招募卖淫女；陈某乙仅是确定了价格，按比例提成获利，并未占获利的大头；卖淫女也并非如同传统的组织卖淫团伙一般集结在一个酒店内供客人挑选，而是客人上门去到约好的卖淫女处；收款方式也未有统一，卖淫女也会自己微信收款后再转提成给陈某乙，卖淫女不属于被雇佣；也并没有传统的培训、立管理规则、提供卖淫工具等具体的管理行为；从双方关系上，也没有看出明显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被告人陈某乙拒不供认其有组织卖淫的主观目的，客观上也未有实施组织卖淫的典型行为，就在案证据显示，不符合组织卖淫罪的犯罪构成。
（2）介绍卖淫，一般是指在卖淫者与嫖客之间牵线搭桥，沟通撮合，使他人卖淫得以实现的行为，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拉皮条”。陈某乙对“飞客”行为认罪认罚，即介绍嫖客给卖淫女，综合其行为确属于典型的在卖淫者与嫖客之间牵线搭桥收取提成牟利的行为，其明知3名卖淫女从事的是卖淫活动，各嫖客是要嫖娼，其为牟利故意居间联系，为3名卖淫女多次介绍嫖客，收取嫖资提成牟利，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条，构成介绍卖淫罪。
（3）协助组织他人卖淫，主要是指在组织他人卖淫活动中，起协助、帮助作用。这种行为实质上也是组织他人卖淫活动的一个部分，但因为其性质和作用与组织卖淫很大不同，所以刑法对其单独规定。陈某乙为陈某甲的卖淫团伙提供介绍卖淫女、客人、谈价钱，确起到帮助作用，符合本罪的犯罪构成。
同时应注意到，协助组织卖淫，一般而言是在组织他人卖淫活动中，起到协助、帮助作用的行为，如充当打手、看门望风等，此处陈某乙是将自己管理会所的客人介绍到陈某甲的卖淫场所处消费然后获取陈某甲转回的提成，双方类似于一种合作关系，陈某乙并未从属于陈某甲，且其也一直自称自己只是“飞客”，是介绍卖淫的行为。尤其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法释[2017]13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介绍卖淫罪非法获利人民币5万元以上，已是情节严重，法定刑为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相较协助组织卖淫罪，则是需要非法获利50万元以上才达情节严重，才可判五年以上，涉嫌两罪名从一重，应定介绍卖淫罪。两行为合并处罚，其非法获利达10万余元，法定刑为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但鉴于当地司法实务操作，针对前一行为类型，为组织卖淫团伙长期介绍客人的，实际就是为卖淫团伙提供了帮助行为，都是以协助组织卖淫罪提起公诉并获判。陈某乙明知他人组织卖淫而为他人组织卖淫的场所介绍嫖客，是为他人组织卖淫行为提供帮助，故最终认定其行为触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后一行为，因认为在案证据难以认定陈某乙是同时期、同时组织超过三人以上卖淫女进行卖淫活动，不能认定其行为触犯组织卖淫罪，而基于其行为系摄合卖淫嫖娼双方进行卖淫嫖娼活动，可认定其行为触犯介绍卖淫罪。故最终是以协助组织卖淫罪、介绍卖淫罪起诉，并获一、二审法院支持，判决其获刑为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犯介绍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本案对卖淫活动中“飞客”行为定性争议，基于嫌疑人认罪态度好，为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依据实务惯例，相对宽缓地予以处理。但正如“飞客”、如本案后一“飞客”行为一类的新型疑似组织卖淫方式（卖淫女与皮条客之间以合作的方式进行卖淫活动，虽明显组织性不强，但实际会让此类违法犯罪行为更为隐秘而难以查处），当前各类犯罪手段、形式日新月异，笔者认为还是应当根据立法本意，与时俱进地全面理解犯罪行为的新形式，综合判断社会危害性，对违法犯罪依法予以准确、严厉的打击。
